法治文学：新时期的新使命

 法律给人的印象通常是严苛理性，注重社会公义的体现。而文学在大家心中又总是细腻感情，倾向于个性化的表达。这两种面貌迥异、“血缘”颇远的学科，却交融出一种魅力十足的文体——法治文学。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稳步推进，法治文学也日趋繁荣，成为新时期文坛上的一道颇具魅力的风景。在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近日在京举行的年会上，与会专家围绕“法治文学与法治中国”主题，发表了各自的见解。

　　凝聚和传播社会正能量

　　改革开放以来，法治文学作家在反思历史的同时，也将笔触渗透到社会与人性的肌理，展现出深沉的忧患意识、沉重的使命感和人道主义精神。这其中，有引人深思的“伤痕”文学，如从维熙的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、宗福先的《于无声处》等；有公安侦破、探案推理小说，如海岩的《便衣警察》、李迪的《傍晚敲门的女人》等；有剖析人性和社会痼疾的作品，如余华的《河边的错误》、韩少功的《前科》、刘醒龙的《合同警察》等；有以笔为剑、直刺腐败的作品，如张平的《法撼汾西》《抉择》《天网》，陆天明的《苍天在上》《大雪无痕》，周梅森的《国家公诉》等。这些作品通过描写正义与邪恶的较量，掘进到人性的深处，使读者在被曲折情节吸引的同时，也加深了对社会、对法治以及对人心的全面洞察。

　　综观新时期以来该领域的创作成果，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会长岳宣义表示，“法治文学始终与时代同行”。他谈到，法治文学以独特的题材内涵、坎坷的人物命运与意想不到的悬念情节，吸引了不同年龄、不同层次、不同审美口味的众多读者，对于普法宣传、提高人们的法治观念和法律素养，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。

　　“由于法治文学具有强烈的吸引力，它在传播正能量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。”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叶为宝以《秋菊打官司》为例，说明法治文学作品带给社会的教育、启迪和警示作用。他说，通过这部由刘恒、陈源斌创作，张艺谋执导的电影，普通农村妇女“要个说法”的形象，中国农民法治的觉醒、维权的意识和法治精神，深深地印在几代观众的脑海中。它鼓励人们遇到不平之事时依法依规地“讨个说法”，这正是法治文学所传播的巨大的正能量。

　　当下，很多法治文学作品正在为社会的进步发挥积极正面的作用，而法治文学作家易卓奇提醒说，不能忽视法治文学可能导致的负面社会功效。他说，法治文学一直处于良莠并存的状态，在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隐忧。有的作品一味地强调血腥、渲染暴力、渲染色情，过分地暴露作案手段，教唆犯罪，严重玷污了法治文学的美名。法治小说的创作必须把握好分寸，审时度势，谨防误入消极堕落、反面教唆的歧途。

　　“文学”和“法律”：感悟人类的共同命运

　　文学和法律，看似一柔一刚，差异明显，但它们以人为中心的“本质属性”为法治文学提供了扎实的立足点。在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萧立军看来，法律和文学都在关心和记录着人类共同体对于普适性问题的思考，如爱情、婚姻、财富和死亡等等，也都发挥着对社会个体的指引功能，但是它们的方式却不同。法律以理性主义的立场，将社会共同体的愿望、祈求予以抽象和概括，以公共的名义要求每个人遵守，遵循的是传统的演绎逻辑。文学则以个体情感在具体社会情境中的遭遇与变故为叙述结构，通过对于文学人物的角色拟入和情境移入，让读者感受、感知、感悟人类的共同命运。

　　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董燕也谈到，文学和法律遵从的都是美和正义的传统。面对人类亘古不变的、共通的、普遍的话题，它们都致力于寻找一种永恒而美好的价值，并试图去接近真、善、美的最高标准，从而让人更幸福而有尊严地活着。文学作品能经久传世，是因为它以厚重的人文基础、丰富的社会场景，围绕正义、爱恨、宗教、道德、公平、良知等话题展开，震撼读者的心灵，而法律事件往往是对这些文学主题的直观反映。文学和法律在这个层面尤为契合，这就为二者的交叉互动提供了根本可能。

　　法治文学需要开拓新天地

　　“社会需要公平正义、惩恶扬善，无论是传统纸质的法治文学，还是网络发表的法治文学，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”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顾问、作家张平的一席话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。叶为宝谈到，如果法治文学仍然停留在原有的纸质和广播时代，仅靠报纸、刊物、广播、电影是远远不够的，必须与时俱进，多管齐下，充分运用数字报纸、数字杂志、数字广播、移动电视、网络、手机短信、微博、微信等新平台，宣传推介优秀的法治文学作品。

　　进入新世纪的法治文学，在网络上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。这种雅俗共赏的文学形式，走进越来越多年轻读者的生活。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一直重视新媒体的传播力量，除了研究会的官方网站外，还创办了“中国法治文化网”和“中国法治文学原创作品网”，这些平台均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。但在岳宣义看来，这些并不足够。他呼吁广大法治文学工作者创新思维和理念，通过新媒体为法治文学的传播注入更多的生命力。